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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多次都违规，为了审核，修改了部分段落，带来的论证缺失敬请谅解。不过本文也是一个绝佳的注脚，说明并不是支持女性主义的文章就不会被封禁。）
一以贯之地，此文的深度并不能配上标题的深度。仅是一些杂思，留待后来人指正。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颇有些想法。
其中文末列举了大量女性群体当下享受的“特权”，包括但不限于：
看到这里属实是无语住了。
前段时间和朋友探讨一个辩题的时候，我说，现在在辩论场上探讨国家如何出台新政策，如何加大监管，如何增加对社会的管控，天然是更符合评委心证的。反之，如果你去讲隐私权，讲限制公权力，讲边界，天然是更难得评委心证的。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公权力无孔不入的状态，习惯了信息污染，习惯了用集体主义叙事思考问题，习惯了假定公权力是善的。其实，反映到性别议题上，那就是长期混乱的使用“权利”“权力”“义务”这些概念。盖因我们自身的权利也往往不被重视罢。
最简单的常识：权利是可以做某事，也可以不做某事，义务是必须做某事，不做会有惩罚，权力则是可以影响、控制别人的行为的能力。最根本的是，权利和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律概念（当然也可以说是人们的普遍价值理解），而权力则很多时候与能力、地位相关。而特权，也是权利的一种。
不得不说，我还是第一次见“禁止做某事”是特权的。如果是女性可以选择从事此类工作，也可以不从事，而男性必须从事，那才叫特权。
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可能我也就发朋友圈吐槽吐槽，尚不会有这篇文章。但其实，最近看到的书里，这种对女性主义的理解，颇有市场，而且早在苏联时代就开始了。
在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妇女权利的解放，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当然，不知道是对权利的理解不同，还是苏式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张力，从一开始，对女性权利的理解，就是“义务”式的：不是女性可以选择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而是女性必须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不是女性可以选择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时长，而是女性必须选择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时长。（关于此处的相关研究颇多，具体案例可见Ralph A. Thaxton Jr -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亦可见《形塑新人》余敏玲，理论研究不知被遗忘在记忆的哪个角落，暂且留空）
与此同时，对于家庭的责任理解，仍然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因此无论是Thaxton还是余敏玲都提到，大跃进期间女性死亡率大幅提升且高于男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工作繁重且食物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认为家务劳动完全是妇女的责任。类似段落可见：
关于死亡率的部分，可见Thaxton一书。
之前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女性主义的运动在国内是断裂的。表面上我们一直在关注女性主义的议题，但其实对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女性主义者解决了什么问题，留下了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我们往往一无所知。好像我们的批判，永远从零开始，面临的永远是新的问题。但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反思的缺乏，往往导致许多问题一再复现。
今天聆听了恺哥的锋芒决赛，讨论的是批判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颇有些感触。批判具体的人，往往是更容易在短期凝聚共识，高效解决问题的。可是批判抽象的人，或者说结构性问题，才能在更长时段内解决问题。如同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无一不是批判抽象的人，而可以延续几百年仍然被人关注。而无数具体的案例，最多不过一两年的热度，往往被人们遗忘。但具体到当下的现状，其实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过后，谁在试图回顾和反思，理解我们走过的路呢？还是说，几十年后，我们仍然连权利和权力的概念都分不清，而谈着三十年前的思想者们重复谈论的问题。这大概是既得利益者最愿意看到的情景：讨论表面上还在进行，但其实已经停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