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北洋政府决定向德国宣战，成为协约国一方的参战国，更多的是想要通过战争的胜利以争取自己被掠夺的权利。一战结束了，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山东问题上和会坚持把德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转归为日本），使得中国国内民众从希望破灭转为愤怒，发起了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的爱国反帝的五四运动，成功迫使北洋政府拒绝签字。
上面是一段大家所熟知的版本，而接下来是我想谈的，即关于这段历史中，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另一面.
101年过去了，当年的憧憬策划和预言，到现在则是回顾总结和反思。借着现有更充分的史料和背景，今人很容易有“事后诸葛亮”般的自认比五四的前辈们高一等，指责他们如何不理智如何偏激如何被情绪带着走，这是全知视角，古人是不可能有的，因此这种指责我并不以为然。然而，先见之明固然很难拥有，而后见之明则应该人人得而享之，使得前人之事成为后人之师，历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正文：
Q1.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是真的失败了吗？
先来谈谈参战的前因：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其实并不是像有些毫无根据的说法那样为了称帝迫不及待要卖国的，而是起用了陆徵祥作为外交总长（以后还会谈到）进行谈判，但日本调用了军舰，在此实力悬殊之下，袁只能被迫接受其中的十四条，而更严酷的如聘用日本军事顾问和合办警察署则通过多月的谈判拒绝了。签过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后，袁世凯问在外交上还能有什么补救方法，而陆徵祥答道只有参战到和会时提出修改。只是袁世凯过早地丧命，因此对德宣战不是他而是段祺瑞的北洋政府.
美国在威尔逊新外交政策下决定支持中国取回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了美国的支持，加上自从15年以来这四五年的准备，陆徵祥率领的中国外交团在和会上对日本火力全开，强势抛出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问题；而另一方面日本利用战时密约要求英法支持自己，同时以效仿意大利退出和会来威胁美国。因此在4.30美英法秘密会议里“决定山东问题分两个层次解决：首先，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先行转交日本；其次，日本保证撤军，并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日本代表也在场，坚持后一条不能写进和约，而由日本代表口头承诺，英法美三国领袖作担保，不能向外界透露。”
谈判仍在周旋，而此时在欧洲的梁启超将和会进展发电报回国内，从而点燃了五四运动，群情激愤，口号声响彻云霄。
问题在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不只有山东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在华特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并写入和约，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中国希望拒签山东问题，而签剩余的条款；英法则坚持要签就全签，有点类似当今美国时不时出现的“捆绑法案”（一部分是白宫想要的，而另一部分是在野党想要的）.
“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徵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此前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陆徵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可就在这一天，上海工人罢市支援学生，随后6.10天津罢市，出现焚烧日货大会，迫于舆论，政府只能罢免跟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有关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
由于是秘密会议要求保密代表团不能说明情况，而民众则认为和约是卖国，绝对不能签。此时，签字与否已经不再是外交和法理上的事情，而是关乎国内统治的问题了，弄不好可能就会出现暴乱.
6.28和约签字仪式前，中国外交团声明不签字。
每次回想到这段历史，总感到很心痛。自然我们无法对不明真相的前辈们求全责备，他们说到底也是出于爱国热情，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
万幸的是，并不都是坏消息。中国参战以后，事实上收回了包括天津、汉口等德租界。和会之后，中国与德国继续谈判，在21年签订了《中德协议》，取消德國在华特权。而美国则继续坚持其国际主义的理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把原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开放其为商埠；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等。实际上巴黎和会日本口头承诺的内容也一一兑现，至于二十一条的事情则得留到二战之后再解决。可以说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这么看来，中国外交其实真的不能说是失败，只能说没有得到最完美的结果，但外交代表团的的确确已经做了很多而且很好了.
还想再谈谈自己对于“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看法.
以前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觉得很在理。第一次产生怀疑是在看到北朝这么一个很小的国家竟然可以把各个大国玩来耍去的时候，当时我只是单纯以为因为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国际规则使得各国都束手缚脚而流氓则可以为所欲为.
直到自己了解到清朝和五四时的外交，则是一种对固有观念的撼动了。清朝时也可以理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时候西方国家还是把中国当成大国平等地谈判和协商，外交上本应有更理想的结果从而避免鸦片战争和割让大片北边的疆土，只是政治上过于狂妄自大而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1919年，中国的外交依然已经尽力而为了，无奈因为国内抗议的声音太大而将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Q2.谁是“卖国贼”？
茅于轼先生因为说了一些真话而被污称为“汉奸”和“卖国贼”，他总是一笑了之不以为然。有人问起，先生便反问:“你可以卖你邻居家的房子吗？”答曰:“不可以，因为所有权不在我手里。”先生于是说:“一样的道理呀，他们说我卖国，实在是找错对象了，只有掌握这个国家的人才可能卖它，我一介平民，无权无势，哪有卖国的资格。”
在五四运动中被群众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等三人，其实也是如此。因为显然只有段祺瑞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掌握权柄的达官贵人才能卖国，他们是被推在前面，实际上是奉段祺瑞的命令向日本借款签订条约的，而不是他们主动卖国，也不得不说日本人真的很会把握时机，通过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使得段本人原本坚决反对日本而转变为接纳，进而使其同意签订卖国条款，这招数实在是高.
更令人觉得既好气又好笑的是，在五四运动中参与闯入曹汝霖住宅并火烧其赵家楼的梅思平，后来跟着汪精卫投靠了日本，最后以汉奸罪被枪决；而曹汝霖此后热衷于慈善，每年送棉衣给车夫、修建医院，在日本侵华后拒绝日本人强占医院，拒绝出任伪政府总理，保全自己的晚名。晚年他忆及五四运动时谈到：“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最后就用张灏的一段评论作为结尾吧：
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P.S.由于五四运动是多方参与、多元观念不断交织冲击的事件，我在这只能主讲外交方面的内容，至于其他内容，或许会留到下一次五四纪念日再来谈谈，感兴趣的朋友亦可以自行先搜集资料，并欢迎投稿！